民国作家笔下的西安城市景观与文化空间初探

摘要：西安作为一座拥有几千年都城史的古都，近代以来，逐渐走上了现代化发展之路，街市上出现了代表着外国都市技术之一的碎石马路和一些现代商业市场等都市景观。民国时期的作家们从物质文化、历史遗迹、文化新空间等视域勾勒出这座城市古今杂糅，现代与传统交融的特点，尤其是从新学堂、书局、书店、报馆这些新兴文化空间上，展示出西安艰难地迈向现代都市的历史进程以及旺盛的城市生命力。

关键词：民国文学；西安；城市景观；文化空间；现代化城市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3-0047-09

从1900年到1949年是中国社会经历重大历史变革的重要时期，也是西安城市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阶段。这段历史距离我们较近，绝大多数资料还以碎片形式、原始状态存在于各种载体之中。鉴此，抢救资料，复原近现代西安城市的历史人文地理就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工作。西安作为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历代文人的吟咏已经赋予了它丰富的文化意蕴和旺盛的城市生命力。然而，当下有关近现代西安城市研究在地理分布、环境、结构等层面涉猎较多，而对城市景观和都市文化的研究相对薄弱。城市的布局、地理空间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城市是人的居所，人是城市的主体，人与城的关系始终是探讨城市生命力的重要尺度之一。文学是人文学科中极重要的分支之一，它延伸到个体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处，因此，从文学视域，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一起来考量近现代西安的都市景观和文化空间，或许更能发现西安城市鲜活而旺盛的生命力，廓清长期以来不被人所知的近现代身影。

一、街道景观与南院门

城市景观是人们在城市表面留下的印迹，与乡村景观不同的是，城市的街巷、建筑、住宅、商场、书店、影院、寺院、学校是构成城市丰富多样的人文景观必不可少的内容。毫无疑问，作为一座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名城，西安的历史古迹、文化建筑遍布。同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化的城市街区巷道、文化娱乐空间也在不断涌现。据美国著名地理学家索尔讲：在连续时期内对一个地区景观的再现，就是该地区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家是一个思想锐敏的群体，他们凭借自己浓烈的情感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往往能够构建出一座城市多姿多彩的文化景观来，这些景观在作家的描述下不仅可以获得强大的隐喻力量，而且作家也会凭借自己深刻的城市生活体验，将城市景观创造成“心灵的王国”。显然，文学作品对景观的表述在塑造城市景观的地理学构想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因此，文学文本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述的呈现。与京海派文学相比较，近现代描写西安的文学未成大气候，但是，从现存的本土作家文本中仍可见当时西安都市文化生活一斑。加之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深厚的历史文化吸引着大量的国内外学者、作家和游客来此旅游、考察，也因此留下林林总总描写西安的小说、诗歌、随笔、游记等文字。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大文豪，还是小作者，都喜欢从描写街道开始。

街道是城市基础设施，联系着城市各个空间，因此，若从街道角度来透析城市，便能观察到城市的经济水准、社会阶层分布以及文化生活。民国时期西安“城内一共有两条总路：一由东门到西门，其一则由南门到北门。两路的交叉点，便是一座钟楼，用此将两条总路线分为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对于作家，描述这种街道布局只是他们对这座城市最初的印象，他们更在于对街道景观的展现。1924年，王桐龄应西北大学之邀前来暑假班讲学，之后他在《陕西旅行记》中写道：“长安城东西宽约七八里，南北长约四五里，周围约二十四五里，东西二门及由东至西之大街稍偏南，故北半城较大，南半城较小。”1930年代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来到西安考察，在《中国――我的姐妹》一著中这样描述西安的街道状况：“下着雨，虽然是小阵雨，但是足够让整个地区变为泥泞的海洋。省长禁止所有车辆和牲畜出门。不然的话，几个小时之内，泥土公路就会消失掉，整个城市的车辆就会被黄泥淹没。”的确，民国西安街道的尘土非常严重。1943年，林语堂到西安也深有感触，他在其长篇小说《朱门》中描写道：“街道肮脏，狂风从已被骡车压成沟槽的人行道上刮起尘土，下雨的时候，污水流不进柏油路和人行道之间的水沟，于是把骡马压痕化作一片泥浆。而一旦天放晴，轻风又扬起尘土，抹的行人一脸的灰。”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身泥，这是民国作家对近代西安城市的深刻印象之一。

然而，城里也并非全是土路，在清宣宗曼宁道光元年以前，东西南北大街均用石条铺路。街心是官员的行车道，铺人字形石条，两边的石条则是成排铺的，难免有些松弛。至民国初年张凤做都督时才将各大街的石条路翻修了一次，但不久就残破不全了。据1924年，王桐龄所见：“大街皆石路，用长四五尺，宽二三尺之大石砌成，多系数百年前旧物，高低凹凸不平，车行颠簸甚。小巷皆土路，多坑坎，过风则扬灰沙，下雨则成泥泞，行人裹足。”这种状况，到了1927年冯玉祥督陕时才有所改善，冯氏将残破的石条路面全部拆掉，在石子和土筑好的马路边镶上了石条，但这也仅是在主街道所做的部分修葺，整个西安城的街市道路状况还是比较差。直到1932年国民政府确定西安为陪都后，“西安市政工程处长张丙昌修筑碎石路。以西安南大街，东西木头市，南广济街、盐店街、二府街、粉巷等各处道路较为重要”。碎石马路是1820年代运用在美国的马路关卡，19世纪下半叶成为普及欧洲和北美洲的标准技术，这种道路利用好几层不同的碎石子铺设稳固且富弹性的路基，从而使得道路可以承受更大的重量，不同路面的材质可用于铺设碎石马路的最上面，如石板、木头、柏油或沥青，有时除了泼洒防尘的一层薄油和煤渣的混合物之外，便不加其他铺设。据陈赓雅在《西北视察记》中所述：“各街道正由主管机关逐渐修筑碎石路，惟因测量水准种种缘故，沟道尚少注意，致雨水无法外泄，有时泥泞不堪耳。”不过，“主要街道很宽，石块铺路，人行道上甚至栽种了几棵树木。这里也可以看出行政管理机构办事迅速有力，力图提高本地的水平。主要街道纵横交错，布局和北平类似，城市中心有座圆鼓鼓的钟楼，设有岗哨，当某地发生火灾时，就会报警。广场上有几座欧式的现代化的房子，那里面是上海一些公司的分号，里面还有几家藏书丰富的书店，大概是因为这里的居民用读书来补偿与世隔绝的状况吧。”上述资料表明：从“1930年至1937年，是民国时期陕西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得以发展，文化开始振兴的黄金时期。造就这一黄金岁月的主要缘由，首先是因为握有重兵、倾向进步的杨虎城将军开始登上了陕西政坛。”1930年杨虎城掌握治陕军政大权之后，集中抓教育、水利，任命南汉宸、李仪祉、王幼农等一批杰出人物出掌陕西地区一些重要部门要职，在政府推进下，酝酿已久的阿房宫大戏院建成了。1932年，《西京日报》、西京医院以及陇海铁路潼西段工程与西兰公路等一系列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均在积极筹建之中。同年，国民党委派张继负责西京筹备委员会的创建，在西京筹备委员会存在的十余年期间标卖了些原来“满城”的官地和其他地方的零星官地，测绘了西安城和郊区的地图，用飞机拍照了咸阳地区的航空地图，组织人马调查西安周围的名胜古迹，修筑了部分西安城市的街道。这样“城里的街道，有新的，有旧的，有新兴的，鼓楼东大街完全是新路，宽有六七丈，是马路式的土路，有明沟，也有路树[行道树]。两旁的店户，有平房也有楼房，如旅馆、饭店、洗澡堂、汽油灯行（这是西安的特种买卖）、长途汽车行，都在这一带，大概是旅客集合的地方。鼓楼西大街，那是旧式的。街宽不过一丈多，汽车是刚好过去。两旁的店户，十之八九是旧式的，大概是旧日精华所在，什么店铺也有。” 伴随着街道状态的好转，西安城市的交通也发生了变化。早在1922年陕西长潼汽车公司抽调两辆汽车在钟楼到东门一带营业，这便是西安最早的公共汽车了。1934年7月，又以美国1933年产的小道奇和雪佛兰客车各一辆及技术优良司机两名，投入市内营运。民国时期，像其他中国城市一样，西安街上呈现18世纪的大车、牛车和20世纪现代化的汽车比赛的景观。黄包车是西安城内能够延伸到大街小巷的交通工具。林语堂在其《朱门》中多次讲述主人公乘坐黄包车往来于城市各个区域及街巷之间。如果说街道是城市的血管的话，那么这些黄包车则保证了城市的运输和人员流动。

在1934年陇海线开通之前，作家们几乎一致认为南院门是民国西安最繁华的街区。所谓南院门，实指竹笆市以西，南广济街、五味什字以东，东西长约三四百米，北起马坊门，南至粉巷――五味什字大道，南北宽约200余米的地域。据《咸宁县志》记载：“清顺治元年（1644年），陕西总督部院行署设此，因与鼓楼北的巡抚部院相对，故名南院，门前街道得名南院门。”南院门兴起于1920年代，在其最为繁华时期，这里是西安商业区的集合地，各种作坊、商铺、药店、饮食服务行业几乎都集中于此。“有几家商店，也改建几层楼的新式门面，似乎也很堂皇，这一带百货商店里面所陈列的，都是洋货，尤以改了牌号的东洋货为最多。”从这些作者的描述中，可见当年的西安南院门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各种商铺云集于此。民国二十年（1931），浙江宁波人许庸令在南院门购进鼎立商馆铺底，开设了“亨德利”钟表眼镜公司，这是西安第一家大型钟表店。民国二十三年（1934），宁波人周庆标在南院门开设“大西洋”钟表行，后来又有北平慎昌钟表行在西安开设了“慎昌”钟表行。“世界”、“五洲”大药房也开设在此。“世界”大药房位于街心花园的东北隅，经营西药及一般医疗器械，后来经营百货。随着西安商业在南院门及其附近集结，“西京市商业，年来机关增多，交通发达，日呈繁荣之象。如中山大街（东大街）、竹笆市、民众大街（南院门）一带，均为百货、绸缎、皮货、纸庄等商店，装潢尚不少新式者。旅馆饭店，如中山大街之西京饭店，建筑设备，在西北尚属难得。街道亦甚宽敞，人车分行，可免杂沓”。然而，至“1934年陇海铁路西展至西安，火车站成为新的对外交通联系的枢纽地，火车站正南所对尚仁路沿线成为商业发展的繁荣区域”。

西安另一处繁华地段是东大街。在接近钟楼处有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这是1912年英国人罗士所建的西安老邮政局。而沿着这条大街至端履门十字往东路南是前清西安府“考院”所在范围，光绪二十八年（1902）则将“关中书院”改为“陕西高等学堂”，并迁到原“考院”旧址上。这所高等学堂是当时陕西的最高学府，曾聘日本国静冈郡人足立喜六为教习，他在此任教期间利用课余时间考察，写下了《长安史迹考》。路北西头民国初年间建有“基督教青年会”。在东大街南院门附近还有阿房宫电影院，国产片和舶来货都有，有声无声皆可播放。西京大戏院后来也改迁到东大街。据一些作者描述，当时有公共汽车专驶向西京大戏院，为的就是一观《渔光曲》。民光大戏院在南院门附近的马坊门。在东大街还有著名的开元寺，元时《开元寺兴致碑》曰：“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于‘延庆殿’（在兴庆宫内）与胜光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卅府各置开元寺一所。”《通志》里讲：“宋建隆四年中书令王彦超修。明嘉靖中亦增修。谨按：寺内有唐《琼公道行碑》、元《华严世界海图》、唐梵体《陀罗尼幢刻石》《兴致碑》，上有绘像，延佑（元）六年立。”宣侠父的《西北远征记》中也提及：“钟楼之东，有开元寺，唐开元年间所建。宋建隆、明嘉靖、清康熙时，屡有增修。原藏有宋版《全藏》三千余册，为国内孤本，现已移入省立图书馆，寺已改为警察派出所，而四周围娼寮所据，诚有玷名胜也。”这是讲，在陆建章督陕时，曾经所做的最坏一件事就是将开元寺变成妓女大本营。古时延讲佛法之地演变成妓女迎来送往之地，确实令人扼腕叹息。对于东大街，1934年作家鲁彦到西安曾写过《西安印象记》一文，他看到“东大街是西安城里最热闹的街道，岂止两旁开满了各色各样的店铺，就连店铺外面的人行道上也摆满了摊子。这些摊子上摆着的是水果，是锅盔，是腊肉，是杂货，是古董……”

然而，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西安在日机轰炸之下繁华热闹的景象就逐渐消失了。1938年，西安空袭进入到最为惨烈的阶段，8月6日“敌侦察机及轰炸机卅十八架”复来西安肆虐，“于十一时五十分分四批由东北、西北、西南三方面侵入本市上空，高度达三千余公尺”，旋“在西郊外及东郊外仓皇投弹百余枚，内有烧夷弹（即燃烧弹）十余枚”。是年，作家碧野流亡到西安，“象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西安已不比往昔，日本轰炸机经常飞临上空，瓦砾成堆，市面萧条”。1940年，茅盾从新疆到达西安，就赶上了“头天晚上敌机炸坏了发电厂，今天尚未修复，这一晚西安市没有电灯。这次空袭，西安的繁华街道落弹数枚，造成了伤亡和损失，更引起了市民的惊慌”。在日寇的疯狂进攻下，为了保存中国教育实力，许多著名的大学纷纷从北京、上海以及沿海等城市迁往内地，陕南的汉中、安康以其崇山峻岭可以阻挡日本人的轰炸接纳了很多流亡学校和学生。从汉中、安康到西安是当时这些流亡学生必到的地域，因此，当年的流亡学生，后来到台湾后成为作家的作品里可以看到抗战中的西安身影。尹雪曼在其《战争与春天》《战时的西北角》中描述了：“抗战开展后，西安不特成为西北军事政治重心，同时文化事业也相对蓬勃展开了。商业自然也不能例外，许多北平、天津、太原的大商店，都迁移到了这里。顿然使这古城的市面活跃了起来，和其他的大城市一样，白天马路的行人道上拥挤着很多的行人，马路中间飞驰着各色各样的车装着橡皮轮的马车来往的奔驰着，不停的。”1945年还是流亡学生的王鼎均从山东来到西安，他“看见一片妓寮，屋内有人拉胡琴唱戏，屋外电灯光下冷冷清清，一个女子穿着红色的毛衣拉客。经过一处路旁，停着一具棺材，几个学生在材头烧香，上前探问，知道是某大学的一个女生死了，想起流亡学生郊外的累累新坟”。抗战烽火中，南京、武汉、重庆、汉口、昆明、桂林等中国一些大城市都遭到日机的重创，西安城里充斥着混乱、死亡。 二、胜迹、废墟与作家的黍离感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都，西安这座城市在文人眼中是：“任踏一砖，即疑为秦；偶拾一瓦，又疑为汉。人谓长安灰尘，皆五千年故物，信然耶？”加之，秦中有金石渊薮之称，故此，海内博雅君子涉足于此，一则为了寻古访胜，二则无不肆力搜求购买碑帖。唐代王建有诗云：“古碑凭人拓，闲诗任客吟。”唐时长安碑帖业就已经很兴隆了，到清乾隆年间山东人赵均在其《游碑林日记》里描述：“秦人射利贩字遍天下，凡穷乡村塾，皆知碑洞，固奇观也。历常巷到学宫，多列帖肆，充积为堵墙。”由此可见，长安碑帖业发达的迹象。1924年鲁迅先生到西安，游碑林、孔庙、大小雁塔、看灞桥曲江，前后七次“阅市”，穷搜西安古碑，先后购买了《张僧妙碑》《大智禅师碑侧》《苍公碑》等碑帖。

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家逗留西安之际，留下了大量的小说、述胜、散记之类的作品，或表现西北人的生活状况，或抒发西安城衰败的哀痛，或为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提供资料依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作家张恨水到西北考察，历时近3个月，写下了《燕归来》《小西天》两部长篇小说以反映西北大社会，并将西北沿途所见所闻写成了《西游小记》游记，介绍风景名胜、民生民俗、历史地理，以引起国人对于开发西北的关注。碑林是但凡至西安的文人必然要拜谒的地方，张恨水也不例外。“进门在苍苔满径的小巷子里过，正北有个小殿，供有孔子的塑像，朝南有三进旧的屋宇，一齐拆通，一列一列的立着石碑。这里面共分着10区，第一区的唐隶，第二区的《颜字家庙碑》《圣教序》《多宝塔》，第三区的《十三经》全文，第六区的《景教流行碑》（大唐建中二年刻石），这都是国内惟一无二的国宝，在别的所在，是看不到的。”其实，碑林在宋时就有了，宋人王辟之云：“长安故都，多古碑石，景v初，庄献太后遣中使建塔城中，时姜遵知永兴，尽力于塔，悉取碑碣以为塔材，汉唐公卿墓石，十亡八九。杨大年《谈苑》叙五行德金石厄事，宋有国百余年，长安碑刻再厄矣，惜哉，惜哉！”南宋吴曾亦云：“元v中，韩丞相玉汝帅长安，修石桥，督责甚竣。村民急于应期，率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尽矣！说者，谓石刻之一厄会也。”后来在转运使吕大忠的倡议下，由京兆府学官黎持主持，先周密计划，后命役兴工，“凡石刻僵仆者，悉攀置于其地，东西陈列。明皇孝经及建学碑则立之中央，颜、褚、欧阳、徐、柳之书，逮偏夸字源之类，则分布于庭之左右。如入东序，河图洛书，大壁琬琰，烂然盈目。”清初，再刻《圣教序》与《淳化阁帖》于其中，中西交通史上极有价值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发现后，亦藏于此，林语堂则在其《朱门》里反复讲述此碑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

此外，在西安，“新城大楼”也是作家必然要提及的地域。此地原是民国时的绥靖公署所在，明朝的秦王府，清朝驻防旗人的校场，辛亥革命时期被焚之一炬，民国十年（1921），杨虎城在此重建大楼，谓之“新城”。另有省立第一图书馆是西安城内重要的胜迹，此处珍藏的《宋版碛砂藏经》是著名的佛教典籍丛书，它是南宋理宗时平江府碛砂（今江苏吴县）延圣禅院大藏经局开版雕印的，是研究宋代艺术尤关重要的文献。1923年康有为在卧龙寺所发生的“盗经事件”中所盗之经指的即是此经，旅陕作家的文本里多描述了“康圣人盗经”之事。

当作家走遍城里街衢巷道，寻找历史遗迹之际，他们仍热衷于到郊外寻访胜迹。如果从东而来，过华山，经临潼，就可见唐明皇与杨玉环的行宫华清池。华清池故址，在今临潼县南门外的骊山下，系唐贞观十八年（644）所建。咸亨二年（671）改名为温泉宫，天宝六年（744）仍复旧名。然而，当年建筑被清朝咸丰年间战乱毁坏，现在的建筑乃为同治年间新造。华清池本起源于骊山脚下的温泉，经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历代文人的吟咏，从而久负盛名。历来有杜牧的《过华清池》、洪N的《长生殿》、白朴的《梧桐雨》。近代以来，有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就连鲁迅先生也有写历史剧《杨贵妃》的打算，这些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将华清池的文化内涵打造出来了。与华清池演绎帝妃间朝不保夕的悲剧爱情不同，武家坡这个地域传诵着另一个坚贞的爱情故事。王宝钏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有《宝钏》曲词，弹词《龙凤金钗传》，京剧《红鬃烈马》《花园赠金》《彩楼配》《三击掌》《探寒窑》《平贵别窑》《武家坡》《大登殿》等，秦腔则有《五典坡》，也有如《陕西民间传说》《中国民间传说》《历代名女的传说》等故事书的记载。大概是民间这种广泛的影响力，清末在曲江修建了王宝钏祠堂，可是，到民国时期武家坡所处的曲江已是一片平地。30年代作家张恨水到此，“但见山容入画，树影连村，麦秀平畴，鸦翻白日。昔时宫殿乐游燕喜之迹，已丝毫不见”。

从西安出西关，行至40华里便是渭水桥，作家们吟着唐诗，感叹着周的灵囿、秦的阿房宫全看不到了，只见“咸阳城外，临水有三五十户人家，映带着两个小箭楼，和一条混浊的渭水照着，那种荒寒的景象，是深深的印在我们脑筋里”。而“河岸两边，都停有渡船四五只。这船和黄河的渡船，形式也差不多，是平扁的，舱面上盖着板子，骡车人担，一齐上船。……扶橹的汉子脱得赤条条的，不挂一根丝，口里吆喝着，当是指挥的口令。在他的指挥下，有四五个船夫，拿着瘦小的树干，当了篙撑”。作家如数家珍地描写古城的废墟遗迹，兴废无常之中寄托着他们领略到的历史变迁的信息，从而滋生出无尽的黍离之悲。1924年鲁迅先生应邀在西安讲学，返京后写下《说胡须》：“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显然鲁迅对西安失望之极，同行的孙伏园也哀叹：“唐都并不是现在的长安，现在的长安城里几乎看不见一点唐人的遗迹。……陵墓而外，古代建筑物，如大小二雁塔，名声虽然甚为好听，但细看他的重修碑记，至早也只不过清之乾嘉，叫人如何引起古代的印象？照样重修，原不要紧，但看建筑时大抵加入新鲜份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远。”这使我们想起从盛唐之后，大凡在陕以及入陕学人的诗词来。白居易吟道：“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阁锁春云。”韦庄诗云：“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因而，在民国作者笔下出现这样的描写也不足为奇。历史兴废无常，敏感的作家感悟到都市盛衰盈虚的信息，西安这座千年古都，确实有太多萧条、悲凉的缘由了。 仅就20世纪初期而言，1900―1901年，陕西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城内大批人口饿毙，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民国十八年（1929），关中的灾荒达到惊人的程度。至1930年代末期西安都市人口有11万，商户占千户，而饥民却有3万人。潼西路上，除了麦田已不容易找到其他树木，遍地都是荒山土岭，而且人烟也很稀少。据笔者所看到的民国报刊讲，灾民拆屋卖料之事常见。南北蜿蜒成堆的是从屋上拆下来的旧木料，宛如露天市场，门窗板柱应有尽有。商店前马路上灾民如织，当以旱灾为最。成阳等80个县夙年大旱，颗粒无收，自然灾害也很严重。这种灾害蔓延全陕达到7/10，尤以关中陕南为最。天灾人祸战火使民国西安愈发荒凉残败，对作家而言，“在西安一个墓场似的荒凉旧都，――黄昏却给了我一个难忘的印象。是天空卷着黄沙的时候，满城乌鸦的院子里，窗口飘来令人窒息着的叫声，屋子里是昏暗的，火油灯闪闪地在寒冷的风中飘摇着，心是那么沉着。”这种深刻的城市体验可能只有在西安城里才能找得到。国都地位的丧失，长期处于封闭环境之中的西安城市“虽然电报局、电话局也在胜利怠工之中，但外表上，这里确有秦、汉、唐、宋等等的尸骸气，加上陇海路运来的洋里洋气。陇海路的火车头一声声啸叫，挟带着一个象征，但也冲不破这里的衰老”。

显然，当作家描写那些胜迹废墟时，他们的城市生活体验是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味道的，但是也不能简单将其称之为凭吊、感伤情怀。因为这些民国作家们都接受了新式的现代教育，拥有现代思想和理念，所以当他们面对城市的新鲜事物――南北大街的电灯与电器设备，平整干净的柏油马路，黄包车，装有橡皮轮胎的汽车，中央公园等新鲜事物时，在林语堂的心里，西安“这座城市充满了强烈的对比，有古城墙、骡车和现代汽车，有高大、苍老的北方商人和穿着中山装的年轻忠党爱国志士，有不识字的军阀和无赖的士兵，有骗子和娼妓，有厨房临着路边而前门褪色的老饭馆和现代豪华的‘中国旅行饭店’，有骆驼商旅团和堂堂的铁路竞争，还有裹着紫袍的喇嘛僧，少数因没有马匹可骑而茫然若失的蒙古人和数以千计包着头巾的回教徒，尤其是城西北角处更易见到这些对比。”的确，西安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都城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裹挟着缓步前行，像一切古老的城市在现代转型期间一样，都出现古今中外文化杂糅的特征。然而，较之都市的繁华，作家们更钟情于都城的凋残，因为从中他们感悟出了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类命运永恒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中的西安已然转化为一个审美意象。

三、革命与新都市文化空间

任何一座城市的现代转型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西安的现代化发展也绝非就是在1911年10月才真正开始的，1911年只能是衡量这座城市变化的一个标尺而已。对于这场推翻满清在陕西统治的革命风暴，迄今为止，文学中描述最详尽的，是创造社诗人王独清的《长安城中的少年》一著。王氏原籍陕西蒲城，其父一族常年居住在西安城。西安响应辛亥革命发生起义时，王独清还是一名少年，亲眼目睹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政变，于1930年代初诗人写下了《长安城中的少年》。作品叙述了19世纪末期至作者旅欧前在长安的生活经历，广阔的社会背景就是近代西安向现代转变的社会现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逃到西安，国难巨变中，现代之风吹进王氏宅院。到王独清10岁时，清廷已经开设国会1年，废除科举制已有3年光景了（1905年废除科举），时代变革的狂潮冲击着西安城，王独清耳边听到的是徐锡麟、秋瑾、哥老会、刀客的故事。而令作者记忆犹深的莫过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西安城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在作者的描述下，农历九月初一中午，新军首先占领行宫，并将其做了革命武装的临时中央机关，接着巡抚、布政司、按察司被包围了，以农民为主组织起来的刀客和土匪队伍如大潮般涌了起来。城中家家门口都一边悬挂一面白色的大旗，上写“投降大汉”，而另一边则挂着一面红旗。城里的巡抚不见了，出现了都督张凤翔和大帅张云山。当时革命党上层人物基本上是由陕西三原和富平人构成。因为这两个县是陕西的商业城区，一般出大商人和留学人士。在革命狂潮中，王独清的父亲接触到一些新式人物，从父亲朋友那里王独清得到宣传新思想的《新民丛刊》，尽管所看的报纸距离其出版时间已相隔6年，但是通过它，“我知道了欧洲地学术，欧洲地历史，欧洲地政治和时事，我知道中国只是一个有值得记载的史迹而现在却是贫弱到万分的国家”。王独清正是通过梁启超所创办的《新民丛刊》了解到中国新的蓝图，从而开始向往新式教育，走向了新的征途。

毋庸置疑，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国家权力的转移，旧有的文化部门和设施被废弃，有的成为潜在的土地开发用地，有的则转化为新式教育机构，于是西安城里出现了更多的新文化空间，陆续开办了陕西大学堂、武备学堂、巡警学堂、师范学堂、女子小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王独清的《长安城中的少年》可以说是对1920年代西安的新式文化空间作了一次详尽的展览，由于是亲历者，他的描述比任何一份历史文献资料都要真实，更具有生动性。1912年秦陇复汉军大都督张凤在西安创设西北大学，其前身是陕西大学堂，办学的人大部分是在日本明治大学速成班学了法政的留学生，这是西北地区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高等学府。1923年反动军阀刘镇华督陕时重新设立了“国立西北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平津沦陷，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工学院迁西安合并组成，继而迁至城固，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后分立出“国立西北大学学校”，抗战胜利后才迁回西安，这就是解放后重新命名的“西北大学”。在王独清的描述下，三秦公学经常闹学潮，集中着许多倾向革命的激进分子，所以在王氏看来，“三秦公学底规模虽然赶不上西北大学，但是它内边也有许多部门，除了中学部而外还有高等英文班，留学预备科等等。在性质上说来，这是一个包括中学和大学预科的学校。……教员是在日本留学的也有，从上海和北京住了学校回去的也有。”三秦公学后改名为省立西安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后又改名为农业学校，第一职业学校，后合并到第二职业学校，校址位于西安城外西南角，负郭而居，地址宽宜，空气新鲜，前有园圃50亩，分畦别部，栽植花蔬果木，以供园艺作物森林诸学程实习研究之用。 此外，尽管民国时全国的文化中心在上海，文化名人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图书的出版和选题策划均集中在这两个城市，但是这些大书局也在西安设立分馆，主要是销售本馆主办的用于各类学校的教材和其他一般图书，这样就带动起来西安近现代文化的发展。西大街的正学街，全长不过百米，就有印刷厂数十家，涝巷是雕版印刷年画及冥币的集中地，南院门、竹笆市则是书店，印书馆最集中的地域，有著名的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在西安设的分馆，三联书局更是当时进步青年经常光顾的地方。还有华西书局、大东书局、荣记书局、维新书局等也云集于此。当时陕西各种学校所用课本大多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以及一家名叫文化学社的出版社出版，西安市各种学校多数使用此四家出版机构的课本。

而对王独清影响非常大的则是“公益书局”，它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一个叫做焦子警的人“和进步人士张拜云、吴宝珊3人合资在南院门街路南租了3间木板门面街房，开设的。表面上是收购和销售各种故旧书籍、碑帖，往往能在这里买到名贵的古典著作，还兼卖文具、纸张，实际上是陕西同盟会秘密革命活动的据点”。这里的焦子警，根据《西安老街巷》以及《西安老街村》等资料确定此人应该叫做焦子静。“公益书局”因所处的地方狭窄，革命者来西安聚会不够住，焦子静便在南院门街路南，南院广场对面，买了一所有3问门面街房带一个大后院的房子。街房开书局并附设有“公益印书馆”，后院办有印刷厂，并将原“公益书局”改名为“含璋书局”，大约过了年余又改名为“酉山书局”，出售书报、纸张和印刷材料。并且根据需要秘密翻印革命刊物，也翻印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的课本和代印其他书刊，出售文化用品。事实上，晚清末年开创的“公益书局”不仅是知识分子寻求新知识的地方，也是他们宣传新思想的机构，陕西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夏声》刊物就是通过“公益书局”而宣传革命激进思想的，所以“公益书局”无疑是当时西安城重要的文化中枢之一，每天来往的教界人士络绎不绝。又由于外县的同盟会会员和进步人士常来书局居住，并与省城的会员、开明士绅们在此聚会，所以这里也是革命党人联络感情和交换工作意见的主要场所。当时陕西的同盟会能够团结许多士绅，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不言而喻，公益书局（“酉山书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后，“酉山书局”在陈树藩督陕，西安围城后和宋哲元驻陕时，先后3次因故被封闭，旋又复业。到1932年左右，该书局仍承印景梅九办的《国风》报和《出路》杂志等。以后因生意萧条，焦子静遂将南院门街书店的房屋出租给上海商人开的“亨利达”钟表店，将印刷机搬到竹笆市。

《长安城中的少年》中还提到“健本学堂”，它在西安西城“早慈巷”，是革命党的秘密机关，也是焦子静为培养革命人才和掩护同盟会开展活动所创办的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健本小学”，1948年移至咸宁学巷南口外以东，仍用旧名。除此之外，王独清还介绍了自己接触到的陕西本省创办的《秦风报》。这是一种权威报纸，每天四大张，评论是一篇文字相当长的文章，时评总有五六篇，还有至少二天一次的“杂俎”。王独清在《长安城中的少年》一书中不仅介绍了西安城内主要的文化空间，还描述了这些文化空间的动态发展。民国二年陆建章督陕，社会上出现了一群学生退学的风潮。然而，还有一部分青年因为烦闷而走上了革命的新路。王独清就认识了民党一位叫做姚树陔的人物，他在思想方面是很激进的革命家，又是汉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创办了一个带有革命性质的文化团体，叫作‘觉社’，那算是在长安――恐怕也是在全陕西――第一次出现的平民教育机关”。

晚清之际，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开放24处通商口岸城市，以上海为中心的通商口岸城市几乎都成为中国后来的工业基地和现代化中心、文化重镇。而西安作为一座深处内陆的都市，尤其是拥有几千年的都城史，可以想象，在中国，没有哪座古都像西安这样，它的现代化转型举步维艰。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笼罩在西北黄尘飞沙之中的西安大街上出现了代表殖民现代化的碎石马路（这是中国挪用外国都市技术关键之点），出现了新式的城市景观。毋庸置疑，传统的和现代的物质文化交织在西安，现代的新式文化空间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艰难地扩展着自己的地盘。民国时期的作家们从物质文化、历史遗迹、以及文化新空间视域勾勒出了这座古老城市古今杂糅，现代与传统交融的特色。尽管从声光电角度讲，西安的现代化发展还是那么的微弱，但是在民国作家们的笔下，我们发现这座城市的街衢发生了变迁，发现旧有的宫学、书院被新兴的学堂、书局、书店、报馆所代替。正是这些新的城市景观、新兴的文化空间的诞生，西安城逐渐走进了现代化城市的行列之中，尤其是这些新文化空间不仅培养了陕西大批的现代人才，他们很多走出西安，走向了欧洲，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先驱和创建者，而且对普及陕西地区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西安城市的生命力不断得到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