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政府俘获为视角，考察地方保护、政治关联、企业产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地方国有企业来说，政治关联加强了地方保护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影响，政治关联与地方保护存在互补关系；相对而言，非国有企业和省级以上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与地方保护存在替代关系，这一关系在省级以上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地方保护主义；政治关联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6.24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6-0110-05
Local Protection，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of Alcohol Industry
GUO Lan1，2， SU ZhongQin3
（1.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2.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3.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Abstract： The state capture is the research approach in this pap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ree factors on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ich are local protectionism， political connection， property righ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olitical connection strengthened to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local protection on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re is a comple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 protection and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 On the contrary， there is a substitute relation between the local protection and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 for the nonstate owned enterprise and the provincial stateowned enterprise， especially for the second ones.
Key words：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local protectionism；political connection
政策法、税收优惠等手段是政府解决企业负外部性、推进企业社会责任进程的常用方法[1]。由于“政治晋升”“财政收益”的多重压力，地方政府对具有经济影响力的企业，在社会责任规制上存在“地方保护”倾向。事实上，紫金矿业持续泄露，日益严重的雾霾问题，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的斜坡效应[2]，均剑指地方保护。这种地方保护的实质是以牺牲公众长远利益为代价，维护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源的控制力[3]，实现政府官员的经济和政治诉求。已有研究发现，企业与政府的政治联系、企业的经济影响力均是缓冲规制损失，获得经济资源的重要途径[4，5]。就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来看，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维系政府关系的重要手段；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获得更多的非市场收益；这种互惠性的社会责任在非国有企业中尤为明显[6]。但是，不少学者认为政治联系将降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7～9]；企业社会责任与政治联系间存在替代关系，替代程度取决于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和产权性质[9]。存在这种纷争的原因在于：第一，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多维变量。环境责任、慈善捐助仅能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某一方面。第二，多数研究将地区环境、产权差异、地方政府诉求割裂开来，忽略了地方官员在晋升压力下的地方保护行为。
地方保护的成因、度量方式以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地方保护研究的重点和热点[3]。但是，从微观层面研究地方保护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影响的研究鲜有涉猎。本文将地方保护的研究由宏观和区域经济范畴拓展到企业微观层面。从政府俘获视角，本文还探讨企业产权、地方保护、政治联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这为企业社会责任、政治关联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对地方国有企业来说，政治关联强化地方保护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影响，政治关联与地方保护存在互补关系；相对而言，非国有企业和省级以上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与地方保护间存在替代关系；这种关系在省级以上国有企业中表现为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关系。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地方保护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对宽松财政环境、地区低失业率和“政治晋升”的追求，地方政府总是在遵循公共利益最大化与满足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规制之间徘徊；地方政府对企业规制的方式和规制程度随着外部环境与自身政治需求的变化而改变。毫无疑问的是，社会责任规制的收益与成本存在跨期分配的问题，有限任期的地方政府官员在规制决策中存在“近视倾向”[10]。那些对官员政治考核指标存在显著影响的企业将轻易影响政府决策。如果地区经济、财政收入、就业率依赖于具有影响力企业的破坏性生产，政府官员有放松社会责任规制的倾向。故提出假设： H1：地方保护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呈负相关关系。
12政治关联、地方保护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
在不完备制度环境下，企业的政治行为既能抵御企业产权和利益免受侵害，又能获得额外经济收益[11]；甚至获得利于企业发展的行业规制，进而获得垄断利润。而慈善捐赠被认为是企业赢得地方政府认同、维系政治联系的重要途径，因此企业的捐赠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寻租倾向[6，12]。不少学者对上述观念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高污染企业追求政治关联的目的在于降低政府对企业的规制强度，减少环境治理成本[7，8]；企业对社会责任各个维度的关注和履行程度存在战略选择的现象。地方政府乐于在不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前提下，与政治联系企业和地方支柱企业形成短期均衡，以维护政府的各项利益[7]。故提出假设：
H2：地方保护和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
13企业社会责任、产权性质、政治关联以及地方保护的关系
Li认为，企业产权性质不同，政治联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不同[9]。对民营企业来说，政治联系增加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民营企业可以获得政府青睐，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对国有企业来说，政治联系降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6]。此外，企业对地方政府利益的影响程度将影响政府社会责任规制的程度[7]。对国有企业来说，政治联系将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但是地方政府利益将抑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民营企业则反之[7]。在考虑地方政府利益前提下进一步猜想，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对地方保护和政治关联的依赖程度不同，进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选择也不同。对非国有企业来说，因为经济影响力较弱，得到地方保护的可能性较低，政治关联成为缓解制度困境的有效途径，因此政治关联可能降低非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隶属于不同层级政府的国有企业，由于其控制外部资源能力的差异，将带来不同层级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差异。因为地方国企上交的各项税费和利润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对地方国企的依赖程度较高，所以地方保护的影响更加显著。地方国有企业不仅可以通过资源优势影响政府的决策，还可以通过政治联系实现最小的社会责任成本。而省级以上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央部委或省级以上政府，其资源控制能力更强，因此企业对地方保护的依赖并不明显。事实上，省级以上国企领导人常由中央指派产生，因此企业领导倾向于通过社会责任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以获得政治晋升。故提出假设：
H3a：非国有企业，地方保护与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替代关系，政治关联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越差；
H3b：地方国有企业，地方保护与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互补关系，政治关联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越差；
H3c：省级以上国有企业，地方保护与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强替代关系，政治关联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越好。
2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21研究样本与数据说明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具有特征性的多维向量，单个行业的研究更能准确辨识行业特殊的社会责任。本文选用酿酒这一特殊行业作为研究样本，理由如下：第一，酿酒行业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更是我国部分省市的支柱产业。由于较高的增加值率和行业利润率，酒类行业受到严重的地方保护[13]。第二，酒的高能耗、高污染性；过度饮酒的社会危害性，使得酿酒企业社会责任兼具高环境敏感度和高消费者敏感度。第三，独有的研究样本。许多国家禁止酒类企业上市融资。截止2014年，中国酒类上市公司（包括海外上市）48家，而美国仅有17家酒类上市公司。众多的酒类公司，使得本文的研究样本具有独特性。为保障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剔除在海外上市的5家酒类上市企业、曾经退市的ST广夏、业务转变和部分参股控股的酿酒企业，得到从事酒类酿造的样本公司29家，2004～2014年有效样本272个。其中，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地方财政收入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信息网；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来源于对企业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的整理。
22研究方法和模型设定
基于研究假设，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CSRit=β0+β1×LCP_GDPit+β2PC_Indexit+β3controlit+εit（1）
其中，CSRit为第i家酒类企业第t年社会责任得分；LCP_GDPit为地方保护变量；PC_Indexit表示企业政治关联的强度；controlit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企业规模（Size），净资产收益率（ROE），所处的地区（Area_M，Area_W），企业性质（UCT_1，UCT_2），具体变量说明见表1。
3实证结果与分析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2Panel A所示，地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CSR均值为42594，标准差为26404高于非国有企业和省级以上国有企业，说明地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差异较大。Panel B的t检验说明不同性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地方国有企业与省级以上国有企业的地方保护变量LCP_GDP均值为0047，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LCP_GDP均值0023，因此国有企业更可能受到地方保护。地方国有与省级以上国有企业Size均值分别为21992，21841均高于非国有企业规模均值20941。再从企业ROE来看，地方国有企业和省级以上国有企业ROE均值均高于非国有企业ROE均值0051。Size和ROE的比较初步说明国有企业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结合Panel B的t检验结果，地方所有与省级以上国有企业在LCP_GDP、Size、ROE上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护创造高收益、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
32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非平衡面板数据，数据结构为大N小T型，故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OLS）进行回归分析。为解决模型中随机干扰项存在截面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本文采用Driscoll-Kraay方法计算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16]。 321地方保护、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
本文在控制企业规模、净资产收益率、所处地区以及企业性质基础上，检验了地方保护、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表3中，模型1和模型2为单独引入地方保护、政治关联的回归结果；模型3为同时引入地方保护和政治关联强度的回归结果。在控制相关因素前提下，地方保护LCP_GDP与企业社会责任CSR之间回归系数为-71318，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模型1）。这意味着，企业对地方经济影响越大，得到地方保护的可能性越大，因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程度越差。回归模型2中政治关联强度PC_Index与企业社会责任CSR回归系数为0515，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政治关联强度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呈正相关。但模型3中PC_Index与模型2中PC_Index存在显著性差异，进一步提示地方保护和政治关联可能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影响存在替代性。
本文根据企业是否有政治关联进行分组回归，考察地方保护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否受企业政治关联的影响。如表4所示，有政治关联组LCP_GDP回归系数为-49728，但统计上不显著；无政治关联组LCP_GDP回归系数为-130183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地方保护越强企业社会责任越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可能更加仰仗地方政府的保护，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对地方保护的依赖不强。本文的有趣之处在于政治关联企业可能减少企业对地方保护的依赖，影响社会责任。
322企业性质对地方保护、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本文根据不同的企业所有者性质进行分组回归，考察不同性质的企业，政治关联对地方保护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替代或者互补关系。表5的结果表明，虽然地方保护LCP_GDP系数均为负，但仅地方国有企业LCP_GDP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对地方保护的依赖程度不同。地方国有企业是地方财政和GDP增长率的主要贡献者，地方政府具有保护地方国有企业的动机[7]，因此地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低。在地方国有样本组中，政治关联强度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CSR回归系数为-1060，且通过了10%显著性检验。即在地方国有样本组中，政治关联加强了地方保护，政治关联与地方保护间存在互补关系，彼此强化了不履行社会责任的行楹投惚艹头５哪芰Α
相对而言，非国有企业和省级以上国有企业地方保护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有趣的是，非国有企业样本组，政治关联强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系数为-0391，通过10%的显著水平；而省级以上国有企业样本组，政治关联强度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CSR之间回归系数为2066，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政治关联与地方保护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存在替代关系。但是省级以上国有企业与非有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能存在不同的行为动机。结合表2的t值检验结果，可以认为，由于非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显著低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获得地方政府保护的能力较低，它们主要通过政治关联影响地方政府社会责任规制，以寻求最低的社会责任成本。相对而言，政治关联强的省级以上国有企业与地方保护之间存在强替代关系，政治关联强度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间回归系数反转，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省级以上国企领导通过社会责任赢得良好声誉，获得政治晋升的意愿更加强烈。
4研究结论与探讨
本文以政府俘获为视角，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保护显著降低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上市企业在当地经济地位越高，地方政府进行地方保护动机越强，企业通过经济影响力“绑架”政府放松社会责任规制的可能越大。对地方国有企业来说，政治关联强化了地方保护，政治关联与地方保护二者间存在互补关系，政治关联越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差。相对而言，非国有企业由于自身控制资源能力有限，只能通过后天的政治关联替代地方保护的依赖，从而降低政府社会责任规制成本，进而降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由于省级以上国有企业控制资源的能力更强，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企业加强与政府关系的一种手段，以获取更高层次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不再依赖于地方保护降低地方性规制，因此政治关联与地方保护存在强替代关系。基于互惠性原则，省级以上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强度越大，履行社会责任程度越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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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保护、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
